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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忠贤、刘瑾、汪直、王振，这四人被称为明朝四大权势宦官，他们依仗着皇帝宠信，执掌内廷期间皆是专擅朝政、打压异己、屡屡掀起残酷诏狱，让外朝文臣们皆是惶惶不安、苦不堪言。
按照官方说法，皇帝就是受了这些权势宦官的蒙蔽，所以才会坐视他们倒行逆施、迫害贤良，而等到皇帝时隔多年之后，终于是发现了他们的恶行，就立刻严惩了他们，不仅是抄家定罪、肃清余党，甚至还当众凌迟，让那些饱受欺压的外朝文臣们终于是宣泄了心中恶气。
总而言之，皇帝至始至终都是清白的、无辜的，也从来都没想过利用内廷势力打压外朝臣子，就只是受到了蒙蔽而已，也就只是稍晚了十几年时间才终于发现了真相而已。
但实际上，明眼人皆是心中清楚，这些权势宦官所犯下的种种恶行，皆是出于皇帝的刻意纵容与暗示默许，就是利用这些宦官打压外朝文臣势力、顺便为皇家敛财罢了.
皇帝们顾忌着自身形象，有些事情不方便亲自出手，所以才会摆出一副遭受蒙蔽的无辜模样，让魏忠贤、刘瑾们承担骂名、吸引众怒，再等到这种众怒已经达到临界值的时候，他们再及时出面“拨乱反正”，过往的那些事情自然也就翻篇过去了。
所以，从很多方面而言，明朝时期内廷太监的境遇，与曾经的赵俊臣极为相似，就是皇帝的夜壶与替罪羊罢了。
而皇庄太监们的权势，虽然远远不及魏忠贤、刘瑾这些高层太监，但境遇也是完全相同，同样是皇帝的夜壶与替罪羊。
皇庄土地来源较杂，有些是原属朝廷官营的牧马草原﹐有些是藩王们的辞还地，有些是勋戚朝臣被定罪抄家之后的收缴，当然还有被侵占的民田、“奸民”主动投献的田产等等。
每当是皇帝发现自己又新添了大量田产之后，就会吩咐司礼监挑选一名可靠宦官、委任为“管庄太监”，让管庄太监们前往皇家田产附近营建一处新皇庄。
然而，管庄太监们若是想要新建一处皇庄，自然是需要一大笔银子作为启动资金，但内帑只会拨给管庄太监们很少一点银子，堪堪只够路费使用，至于管庄太监们抵达目的地之后，究竟要如何筹措银子建设皇庄，皇帝与内廷皆是不会过问与干涉。
与此同时，管庄太监们拥有至少从七品的官衔，又代表着皇帝与内廷，一旦是抵达皇庄之后就可以迅速拥有与地方官府相抗衡的权势，那皇帝至少也应该明确限制管庄太监的权力范围、防止管庄太监与地方官府发生冲突吧？
但实际上，皇帝与内廷也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过管庄太监的权力范围，总是任由管庄太监们自行发挥。
总而言之，皇帝委任管庄太监之际，就只会给管庄太监颁发一道圣旨，而这道圣旨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——“自行管业”！
最重要的是，各处皇庄的粮食产出与银子收入，皆是由管庄太监直接掌管﹐再交由宫廷自行支配，乃是皇帝内帑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，而管庄太监的功绩考核是高是低、升迁速度是快是慢、地位又是否可以稳固，也全是要看他每年上缴于内帑的钱粮数量究竟是多是少。
如此一来，管庄太监们的权力不受限制，又需要尽量聚敛更多钱粮上缴内帑，提升与稳固自身地位，自然就皆是不折手段、无所不用其极了。
残酷剥削百姓、屡屡侵占民田，皆是题中应有之义； 在庄田附近拦路设卡、向途径百姓与商队收取重税，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； 民间百姓犯了重罪，只要把自家田产捐献于皇庄，化身成为皇庄佃农，就可以得到管庄太监的庇护，免受官府定罪与惩办，类似情况更是屡次发生。
而管庄太监们犯下这些恶行的时候，就皆是打着“奉旨行事”的旗号。
毕竟，皇帝让他们“自行管业”，他们就是皇庄境内的钦差天使，做任何事情就都可以说是“奉旨行事”，倒也不能完全算是说谎。
但若是硬要追究的话，皇帝虽然赐予了他们“自行管业”的权力，却也没有明确说过他们可以侵占民田、拦路收税、庇护罪民，所以也可以说是他们“捏造圣旨”！
事实上，只要有人愿意站出来当众揭露管庄太监们的种种恶行，把这些事情闹到人尽皆知，引发了朝廷中枢的关注之后，皇帝为了维护自身形象，就一定会明确表态，宣布管庄太监们就是在捏造圣旨、假借皇帝名义犯下了各种恶行，自己只是让管庄太监们“自行管业”罢了，却从来都没有让他们犯奸作恶。
总而言之，我这个皇帝就是又双叒叕一次受到了内廷太监的蒙蔽，接下来也一定会严惩这些欺上瞒下的可恶管庄太监。
否则，皇帝总不能亲自承认，就是自己纵容与默许管庄太监们屡屡作恶的吧？
总而言之，这种公开弹劾皇庄太监捏造圣旨的罪行，就是霍正源递给“周党”的一柄利刃，只要“周党”愿意使用这柄利刃，就一定可以彻底压制南直隶境内的皇庄太监，很轻易就可以把那些个皇庄太监一扫而空，让他们伏法受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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