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拉伯数字相对于中文数字的便捷，这是每一个后世的人都很清楚的，即便是这个时代的人，一眼也能分辨出来。
而标点符号的应用，更是能让复杂的经意阐释，变的简单起来。
但是，这两种的推广，却不是这么容易的。
阿拉伯数字还好说，即使有人反对，但是便捷的应用方式还是能让人们慢慢接受。比如在度量衡上面的应用，就能逐渐让人接受。
但是标点符号，却被儒家视为洪水猛兽一般的存在。
从最开始的世家垄断学术，到杨坚打破世家垄断，开创科举。
学术的话语权被从世家逐渐转移到了一个新兴阶级，那就是士人阶层。
几百年来，士人阶级在经过了唐朝世家阶级的衰落，宋代的士人阶级崛起之后，已经成为了新的垄断学阀。
他们故作高深，设置了高门槛，为的就是不让学术泛滥，然后稳定自己的利益阶层。
所以，他们是最不愿意标点符号的出现的，因为标点符号让经意变的容易阐释，他们就失去了引以为豪的垄断权。
不过现在对朱瞻基有利的是，蒙元的入侵几乎消灭了整个华夏的文化传承。在蒙元统治阶段，儒家从一个统治阶级，变成了帝王的工具。
王与士大夫治天下，在蒙元时期，彻底变成了帝王霸权。
朱元璋夺得天下以后，对士人阶级也是利用多于扶持。虽然经历了建文帝短暂的儒家复兴，但是还没有等他们聚起声势，朱棣又把一切都打破。
现在儒家还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利益阶层，人们当官也不是只有科举一条路。
就好比杨士奇，这个在后来做到首辅的好运儿，一辈子没有参加过科举。
在工部，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工匠，可能大字不识一个，也能成为九品官员。
虽然他们不可能身居高位，但是现在的大明，绝不止只有考八股文一条路。
在儒家还没有形成难以打破的势力的时候，有些东西虽然推广困难，但是阻力也绝对没有那么大。
只要能打开一个缺口，朱瞻基就能培养出另外一批辅助阶级，利益阶级，让他们成为儒家的对手。
而且，朱瞻基绝不是想要灭掉儒家，儒家是封建时代必不可少的统治武器。他做这些，只是为了削弱和平衡。
十个阿拉伯数字，还有简单的标点符号，只需要简单地介绍，就能让人会意。
解缙和胡广还在试着用阿拉伯数字来计算的时候，几个年轻人却已经意识到了阿拉伯数字的方便。
解桢期就有些兴奋地说道：“殿下，此数字相对于中文数字，简单易记，更主要的是，列举公式，不论在上下左右，都不会引起混淆。”
的确，这也是阿拉伯数字最值得推广的原因之一。中文的一二三，都是用横杠来代替，在计数的时候，往往容易分辨不清。
而且现在因为大都使用毛笔，所以由上而下写字，这样的时候，一二三就更容易混淆了。
一帮人还在议论数字和标点的作用，有家丁进来汇报：“启禀老爷，大老爷和姑爷下堂之后来了，同来的还有杨侍读。”
解缙的兄长解纶曾任御史，不过现在调任国子监应天教授，这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说，也是一个号合适的职位。
解纶与解缙一样，都有些书生意气，当官是在有些不合适，当教授却适合的多了。
黄金华是解缙的妹夫，如今任礼部主事，职位也是清贵之职。
他们的到来理所当然，只是解缙有些不明白杨士奇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到来，所以还楞了一下才说道：“待我亲自去迎。”
朱瞻基却很清楚杨士奇为什么到来，自己把他儿子送去了应天府，他自然会来打个招呼，探明一下朱瞻基的心意。
不一会儿三人被解缙引了进来，朱瞻基安坐不动，胡广却站起身来，以示尊重。三人不等解缙介绍，就向主座上的朱瞻基长揖行礼。
朱瞻基起身回了一礼，请他们在左右坐下。几个小一辈的也连忙换了下座，请几位长辈上座。他们虽然跟朱瞻基年纪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时候，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。
接下来，在饭前的这段时间，众人的话题自然集中在了数字和符号上面。
虽然几位对于符号的出现持肯定态度，但是一谈到推广，几个人都不敢表态了。
还是在国子监担任教授的解纶首先表态说道：“殿下，国子监固然可以推广数字和符号，但是有谁来断章，谁来推广，还需从长计议。”
所谓断章取义，也是儒家掌握话语权的最大标志。
比如一句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”，就在中华历史上打了两千年的嘴官司。
这句话可以翻译成为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
也能理解为民可，使由之，不可，使知之。
同时也能理解为民可使，由之，不可使，知之。
在两千多年封建时代，几乎所有的执政者都是以第一种方式来执政。
但是在来自后世的朱瞻基看来，应该是最后一种才真正符合人性，道德，以及社会发展的规律。
如果民众可以使唤，便任由他们发展，如果不听话的时候应该教育他们该怎么做。
这还只是其中的一段，极具代表性的一段，而在整个四书五经里面，有无数关于断章取义的分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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