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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师附近的乡村大多以某某各庄为名，比如崔各庄、张各庄，除了命名方式与其他地方的乡村略有不同以外，其余方面却是基本一样，村子里的百姓都是以耕种为主，老和和妇女会做些其他的手工业，青壮劳力则会在农闲时进工坊做工。
朱皇帝没有强制搞什么工、农之类的区分，大明也没有农民只能种地、打工却不能搞小作坊、摆地摊之类的狗屁规定，对于百姓不能说是完全放养吧，起码也是比较宽松。
当然，朱皇帝之所以有底气敢这么搞，是因为大明本身的实力够强横，地盘的不断扩张使得大明百姓对于土地的需要不像天启、崇祯年间那么急迫，而真金白流的不断流入则使得大明百姓的人均收入够高，一家有一个壮劳力就足以让一家五口人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。
老百姓的生活好了，自然就没有人会想着反明复清。
崔各庄的百姓们自然也是如此。
只是崔各庄的百姓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朱皇帝一大清早就带着三千多生员来到了名不见经传的崔各庄，并且派人邀请了农会的会首崔保国以及村子里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，然后一行人又浩浩荡荡的来到了村东的地头。
这还真是小刀拉屁股，开了眼了！
时至寒冬，崔各庄的地里也蒙着浅浅的一层小雪，但是绿油油的麦苗依旧顽强的露出了头，在冬天的肃杀之中显露出一股不屈的生机——麦苗在静静的等待着下一场冬雪的覆盖，等到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它们就会茁壮成长。
这时候来到地头上，既能闻到带着麦苗香甜的空气，又能感受到冬雪的冰凉之意。
这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极为喜欢的场景。
可惜的是，被朱皇帝带到田间地头的三千多生员们并没有心情欣赏眼前的一切，而那些被请来的老农则是对眼前的美景没有什么感觉，因为真正种过地的农民都体验过烈日下翻地的艰辛，也都体验过蹲着拔除杂草的痛苦，哪怕是被无数文人称赞、歌颂的秋收，对于真正的老农来说也只不过是痛，并快乐着。
不提什么“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”，也不提“一或水旱虫蝗，则举家皇皇无所望”，因为就算是没有任何地租、田赋，恰好赶上大丰收的好年景，秋收也并不是什么太美好的回忆。
是不是很扯？
凡是认为这一点很扯的，要么就是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坏种，要么就是些没脑子的蠢蛋。
还是以开局一个碗的朱重八同学所写的那本《醒贪简要录》为例：
朱元璋曾经在《醒贪简要录》中计算过这样一组数据：假如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，则一年需要支米1044石，折算成稻谷就需要2620石。
从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，稻谷碾成大米是有较大损耗的，最起码在大明洪武年间的损耗率是比较大的。
按朱元璋同学的计算数据来看，其出米率只有40％左右。
按照这个方式再往下计算：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，需要用田873亩，种田需要耕牛，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就需用17头牛，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，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就需要57个人耕种。
收割之后，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，所以就需要6550挑，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，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，来回就是2里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。
我们不去管朱元璋同学计算这组数据的原因以及意义，也不去管朱元璋写了《醒贪警要录》却被人骂成狗，我们只看这里面的一个关键数据：13100里。
好嘛，一场秋收就是一个万里长征，一场秋收就意味着肩膀要蜕掉一层皮，这种记忆到底美好在哪儿？
别说什么马车、板车、手推车、牛马之类的玩意，因为这些都是稀罕物——种花家当初刚刚建国，谁家里要是有个马车、磨盘之类的，那都算得上是妥妥的富户，即便是千禧年以前的种花家，农村的牲口都是重资产，可比人还精贵！
朱皇帝当年也是种过地的，知道那种汗珠摔八瓣的感觉。
所以就出现了一副很奇怪的场景：眼前明明是一幅初冬浅雪盖麦苗的美景，然而无论是朱皇帝还是那些生员又或者是那些老农，却没一个人愿意欣赏。
心知其中原由的朱皇帝微微笑着摇了摇头，对张德全吩咐道：“去拿着东西来给乡亲当垫子，至于那些吃饱了撑着的混账们，就让他们这么坐着，先去去他们心头的火气。”
等到被请过来的老农和那些心不甘、情不愿的生员们都坐下之后，朱皇帝自个儿也寻了个地方坐下，笑着对几个老农说道：“今年的年景可好？吃穿都如何？”
农会会长率先嘿嘿笑了一声，用手扯了扯身上的衣衫开始显摆：“陛下您瞧，外面这件是我家大儿媳妇今年新给做的棉袄，里面这件是蒙古布政使司那边儿传过来的什么绒衣，这两件加一块儿，那可真叫一个暖和。”
农会会长崔保国旁边一个老农也咧嘴笑了起来：“穿的好，吃的也好，只不过以前是肥肉贵，瘦肉贱，现在倒反过来成了瘦肉贵，肥肉贱——也幸好肥肉贱了，我这也能放开了吃了，哈哈哈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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