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关中商馆的行首王酒胡结束了短暂的会见,而带着满头汗水退出来之后;战战兢兢的表情之下,心中未免大大吁了一口气
。相对于饱受煎熬的上管会经济委员高郁而言,他眼前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。
然而作为一个依靠独到眼光和足够细致谨慎得以成功的商人,他知道自己失去的东西可不只是,这表面上轻飘飘的几句问责
那么简单;那也许代表着自己处心积虑,在这新朝所谋取到的机会和前程。
但如果接下来,他不能够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表态话,也许他失去的会是更多更多。一想到这里,他就对于那个并不怎么亲
近,却没少接受他家扶持的外甥气不打一处来。
难道是自己家给的支持和助力还不够用么,他可是好不容易才暨此在新朝的体制之内,有了这么一个作为契入点的“自己人
”。从不指望他能够假公济私或是引为援力,只是为了暨此表明对于新朝雅政的附和和投献态度。
但是,他所赋予厚望的外甥却偏偏做了最为短视的勾当,几乎将他长久以来所努力和经营治下所维系的一切,给几乎毁于一
旦了;他可是还指望自己受人轻贱的家门能够出个正儿八经的仕途中人呢?
要不然,在前朝之际他虽然富甲一时而接交广阔,号称排场和声势堪比王侯,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五民之末的商贾出身;那些
人不过是敬重和在意他的钱财,以及由此罗织而成的关系网而已。
但是他心中又怎么不知道,一旦他所努力攀结和阿附的靠山,在朝野相争之中有所动摇和落魄的话,籍着这个由头扑上前来
分而食之的豺狼虎豹们,可是不会有丝毫心慈手软的。
甚至罪名都不用额外安排了,一个助逆党附的罪名就足以让他满门万劫不复了;归根结底,他们这些立身不正或者根基虚浮
的巨商大贾,也不过是朝廷眼中时刻待宰的猪羊而已。
若是太平年景倒还好,那些世代权宦门第显赫的人家,终究不好让“阿堵物”的铜臭脏了自己家的手尾,而终究要有人替其
生财聚敛的。然而,到了国家衰微而时局艰难之际,他们这些身家万贯的商贾,则是拿出来杀之后快的最好替罪羊。
所以,他在那位大阿父田令孜和豺狼宰相卢携,都相继露出颓势之后,就已然开始暗中安排自己和家族的退路了。毕竟,相
对于那些贪婪或是刻毒之辈,郑堂老那样一心为国而不忌毁誉的济世宰相,才是最可怕的存在。
在保扶君父和国家天下的堂堂大义面前,这样的冠冕人物几乎是无法被收买和打动的;反而他为了实现心中的志向和理想,
却是毫不犹豫会用任何一切代价和手段,而将他们这些卑微轻贱的“五民之末”,当做施展抱负的垫脚石。
所在,在同宗的西市茶商王婆先,不堪忍受来自大内胆额索逼和强取豪夺,而转而举家奔赴南下之际;他也是暗中施以了不
少援手,不然的话,对方又怎么能够那么轻松的带着一家老小,穿过山南东道的朝廷治下就此逃入贼境呢?
这也是他暨此试探另外一条出路的手段,也留下这么一个难以磨灭的恩义和日后被引荐的渊源。所以,等到了黄巢大军西进
,而朝廷连最基本的体面和秩序都难以维系的关键时刻,
他干脆用财帛细软说服和收买了那些,被派来保护/监视他的不良汉和神策军士,就此护送着他在内用来维持门面的仅存家
族成员,抛弃了所有的固定产业而一路长驱南下,进入已经易手的襄州。
然后,他之前所苦心经营和处心积虑铺垫的诸多恩情和人脉关系,就在这个时候迅速变现成了他在陌生环境下崛起和立足的
资本;甚至就连那王婆先甘愿退居次席,敬奉他为关中商人的领头人/行首。
相比那些居无定所的行脚商人或是局限于一城一地的坐商,作为他们这些卓有成就的大商贾,最怕的是什么?最怕的就是乱
世。那意味着多如牛毛的匪盗和乱军,以及遍地设卡抽税,乃至毫不讲情由就能强取豪夺,甚至杀人越货的地方割据势力。
那也代表着无穷尽的风险与令人绝望的飘没成本波动。因此,只要是一个能够保境安民的势力,哪怕是一群强盗、土贼、泥
腿子起家的卑贱出身;但只要是可以进行交涉和沟通,就意味可以在约定的代价和条件下,继续谋取商机和利益的可能性。
但是显然自从来到了太平军治下之后,给王酒胡耳目一新的惊喜简直不要太多。这也许是天下对于商贾最为优待的势力了,
他们对于商人的优待可不是体现在利益割舍上,甚至比其他的地方更兼律法森严和行当约束严密。
但是,太平军也同时给这些商贾之家,打开了一条难以抗拒的全新人生道路;除了组织族人子弟和私家武装参加海外征拓之
外,他们同样也可以有条件的开馆、游学、考拔和入仕。
这岂不是千古难得一遇的“圣明之主”么。所以,当太平军每每有所大动作,无论是长短期的军债官债,还是民生营建,灾
患的劝募,或又是大战将起的助军转运之期,他都丝毫不会甘落人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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