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代中期的大同，明代末期的辽东，情况其实非常相似。
大同问题是咋解决的？
只因大同虽然糜烂了，隔壁边镇却没有烂啊，而且隔壁连出周尚文和梁震两大名将。杀光吉囊的儿子之后，又杀得俺答汗不敢犯边。
俺答汗从战争大片的主角，变成言情伦理剧的主角，搞出“女儿的女儿是我孙媳，但我就要娶她做老婆”的好戏。逼得孙子带着部众投靠明朝，俺答汗便答应跟大明皇帝结拜为兄弟，双方约定互不侵犯。这就是“俺答封贡”。
俺答封贡之后，右翼蒙古内耗严重，已经无力再组织南侵，大同镇的军事压力瞬间缓解。
没了外部威胁，大同官兵还怎么跳？
明末辽东问题无法解决，就是因为满清这个外部威胁存在。若有一猛男能干翻满清，辽东武将集团也得抓瞎，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。
可惜，明末没有周尚文、梁震这样的猛男，同时也有地理位置的因素。大同旁边就是宁夏、延绥、宣府，大同镇烂了隔壁没烂，隔壁正巧出了两个猛人痛击蒙古。
但辽东没有隔壁啊，客军只能在辽东打仗。再牛逼的猛男去了辽东，也只会被友军坑得欲仙欲死。
不过在这个时空，辽东已经有了邻居，那就是朱厚照和王渊收复的大宁！
今后只要大宁不烂，即便辽东烂了，还有大宁官兵顶着。
席书带兵痛揍了右翼蒙古，而且还活捉右翼蒙古首领。右翼蒙古顿时内讧起来，俺答和老把都兄弟俩，一边吞并哥哥的部落，一边较劲争夺副汗之位，同时还害怕大明把哥哥放回去。
至少两三年之内，右翼蒙古都不会再南下，谁敢犯边老子就把你哥放还，上演一出蒙古版“夺门之变”！
这算是临时解决了外部威胁，大同官兵暂时失去存在价值，席书可以毫无顾忌的整顿边务。
清田的同时，彻底清理兵额。
旗、军、舍、余，老老实实分清楚！
旗，屯田兵种。
军，作战兵种。
舍，将校子弟。
余，每一个正兵，家里要出一个余丁，即“军余”。照料正兵的日常生活，辅助正兵战时打仗，还得出钱给正兵购置军装。
旗和军早就混乱了，战时打仗，闲时耕田。
席书清理兵额时，把兵册进行死规定，“旗兵”今后只能种田，“军兵”今后只能打仗，不得再混淆在一起。
然后席书发现，大同镇的“军兵”，竟只剩下两万多人，即只有两万多卫所作战部队。
真正能打仗的，全是“营兵”，在此特指不属于卫所体系的社会招募士兵——这跟明末辽东有很大区别，辽东武将靠家丁打仗，大同武将靠募兵打仗，总得来说还是大同更好一些。
但扯淡的是，大同武将战时募兵，战后直接遣散军队。
具体操作如下，夏天的时候赶紧募兵，以防备蒙古秋天入侵。冬天来了立即遣散招募部队，以节省口粮开支，只留少数基本兵力。
而朝廷兵册则显示，一直都有大量募兵存在，一直在发放口粮和月粮，这种操作属于季节性吃空饷。其实他们就算不遣散招募部队，也是不发月粮的，只给口粮就可以了，但武将贪到连那点口粮都想省。
席书按照清点之后的现状，干脆全面进行“易卫为营”改革，即卫所体系彻底退出大同作战编制。
由于大同镇地位特殊，此镇在设立不久，就开始“易卫为营”改革了，已经改革了好几十年，否则席书还真不知道如何下手。
在席书的主持下，大同卫所兵员，今后一律回去种田，作战兵种全靠招募而来。
卫所军户，也可以报名参军，全部享受募兵待遇。
旗兵，取消。军兵，取消。军余，取消！
这种做法，会导致军费开支成倍提升。优点是提升作战能力，尽可能减轻将领对士兵的盘剥，贪污所耗财政成倍下跌，将领贪污今后只能吃空饷（后勤不归这些将领负责，那是都司军官的油水来源）。
事实上，嘉靖朝靠中央拨款维稳，也实现了这种改革。到嘉靖末年，大同的旗兵、军余都不统计了（没有消失，只是对朝廷来说可有可无，但将领依旧还在继续盘剥）。
嘉靖时期属于被迫改革，具体操作全掌控在将领手中，中央没有丝毫的主动权，最终反而带来更沉重的负担。
席书则是主动改革，哪里兵变就镇压哪里，反正刚把蒙古人赶跑。
在“易卫为营”的过程中，席书解放了两万多沦为农奴、家仆的卫所士卒，大部分都在清田之后分到军田种地去了。
从正德二十二年，到正德二十四年，席书前后镇压大小兵变八起，期间他甚至遭遇了一次刺杀。
反正后来席书回到京城，再不敢踏入大同地界半步，遗言也让儿孙不得去大同。
……
席书在白登山大胜蒙古骑兵，那是十月份的事情。
咱们把时间拉回来一些。
春季，两广总督姚镆统兵十万，在广西大败土司叛军。仅过了两个月，土司叛军卷土重来，广西五分之一的地盘被叛军占领。
历史上，这场叛乱实在搞不定，嘉靖只能启用王阳明。王阳明带兵前往，一仗未打，叛军慑其威名，就有两个头领直接投降。接着，王阳明示敌以弱，故意兵备松弛，等湖广援军一到，立即全面进攻，叛军溃散逃往大山。王阳明又逐个击破，最终剿灭叛军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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